上海自贸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才露头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鼓点就已响起。民盟上海市委针对自贸区发展可能带来的人口和社会管理压力，将向今年的上海两会提交一件集体提案，吁请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自贸区新型国际社区的治理问题，因为据测算，“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就业岗位可能超过100万人”。随着国内外大批人员前来，以高学历、高收入和中外混居人群为特征的新的国际型高端社区将大量涌现，“对浦东新区乃至上海的社会管理产生巨大压力”。

　　如果上海自贸区真如设想那样，吸引来大批跨国企业和高端员工，不要说100万就业者，恐怕还会有更多从事服务业的中低端就业人员云集自贸区及附近。到那时，高端和低端社区的不同问题就可能同时浮出水面，如果现在不预先准备，常州物流公司的首或许会出现某种社会失序而影响经济创新的大局。

　　但反过来，若其他申请中的自贸区顺利获批，分流之后使得就业岗位均衡分布，说不定就未必有100万高端人员来上海“中外混居”。而且，自贸区对从零起步的创业者亦有相当的吸引力，这些白手起家的人群，未必就一定是 “高端大气上档次”的类型。尽管他们也会对社会管理形成压力，但两相比较，毕竟管理的对象、内容和方式方法都不可同日而语，一味强调高端管理，最后会不会成为“导弹打麻雀”？

　　其实，相比过去的 “开发区”，自贸区有不同的侧重点，那就是前者大多“做加法”，国家给予各种优惠，依靠政策洼地产生收益；而后者更像是“做减法”，通过负面清单，让不适应国际经济交往的行政管制有序退出。假如在实践的过程中，自贸区更多的是一种灵活的形态，而非实体建制，那么“100万高端就业者”这样的估算是否经得起推敲？此类数字，恐怕还是需要在动态中实时监控才更加妥当。

　　总之，一切都还是刚起步。未雨绸缪也好，杞人忧天也罢，一年后上海自贸区成绩单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力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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